第一次近距离观赏刘新华先生的作品是2010年在中国美术馆的“中国工笔二十人邀请展”上，《故土》和《故乡月》，那冷灰的色调中一个个收割后的棒子杆，歪歪斜斜、虚虚渺渺地消失在远方的朦胧雾气之中。让人心中不免生出一股凄凉之感。这不仅是一张画，是一支曲，一部故事！那是根对土的眷恋，寄托的是一个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思念。具有这样感染力的作品，是用生命在讴歌大自然，在诉说着自己内心的世界。

　　刘新华先生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自幼受父亲影响，喜爱书画艺术。后又随姜毅然、田世光先生学习传统工笔花鸟画。70年代起便在天津乃至全国画坛斩露头脚。刘新华先生在跟随姜毅然先生学习期间，受到姜先生的高度评价，并且视为最得意的弟子。刘新华先生说：“跟着姜老学画画，学的最多的是线。”这也是刘新华先生的作品中至今没有被日本画同化的原因之一。中国传统工笔画讲究线条的表现力，而日本画在追求色彩的写实表现力的同时舍弃了“线”。刘新华的《故乡的记忆》的作品中，刘先生通过白描的枝叶，没有用重彩颜色渲染，来表现线条本身的魅力。这既能够让大家感受到画面的虚实空间，又能够展现画家的线条基本功。因此刘新华先生在处理画面时非常巧妙，每幅作品都有它独特的艺术魅力，也都展现画家在处理不同题材，不同意境时的细心经营。画面中处处都透着一股“巧劲”，能够体现出他对艺术非凡的感悟能力。

　　刘新华先生喜欢音乐，音乐能给他的色彩带来启发。刘新华先生说：“曲子就是色彩，曲中的情感就是画中的情感。因此音乐中的情感对人的打动，与绘画艺术是相通的。我们可以从音乐中联想到一幅画面动人的色彩。”他说，在作画的时候，常常先听音乐。例如，他的作品《故土》，就是听贺西格先生的马头琴独奏《父亲的草原》创作的。这曲子中的情感意境就是他对故土所表达的情感。如果从一首歌曲联想到绘画创作上，我们不禁感慨绘画在情感上的表现力与歌曲是有一定距离的。因为绘画艺术是一个时间上的横断面，不能像歌曲一样具有延续性，不能像歌曲或者电影一样直白的去表现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是这不代表绘画艺术就不能或者无法表达故事或者诉说情感。虽然很难，尤其是花鸟画题材，那么更加是我们画家需要努力的方向。通过画面来传达思想感情，引发与观众的共鸣，这是绘画艺术的最高境界。

　　在当今的中国画坛中，许多人在美术作品创作时，多把绘画重点放在技法表现、形式构成、肌理制作上，却忽略了思想情感的表达。而读刘新华的作品，每一幅都像是他内心情感世界的独白。每当站在刘先生的画作面前，总感觉画中有说不完的话，似乎每一花一草、一枝一叶、都在诉说着它们的故事。我想这也是刘新华先生的艺术魅力所在。北宋郭熙说“师法自然，中得心源”。刘新华先生的创作便是心源的体现，画面中有强烈的“我”，是有我之境的传达。而刘新华先生的作品却不会因为表现“我”而丢弃理法。在创作中，刘先生十分注重写生，他要求自己以及学生们一定要去自然中观察，这样才能获得生动的物体形象，才能在自然中找到自我，从而不与别人雷同。严谨、真实的创作态度也是刘新华先生几十年艺术创作中所遵循的法则。

　　李可染先生说，三分的天分要加上七分的勤奋才能获得成功。可见勤奋对于一个人的成功是何等的重要。生在五十年代的老三届，下乡八年，后又进入工厂做起了工人，在杂志社做过编辑，后又留学日本。但是刘新华先生从未停止过对中国工笔画的学习和追求。在手表厂时，他尽快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后，便开始读书、写字。回家后便在自己狭小的写字台上钻研画画。我们听到从他口中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努力”。刘新华先生心中总是怀揣着一个远大的理想，并且日复一日的为了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去努力奋斗。

　　他在青年时对中国画传统的学习过程中，便总在思考能不能把中国画的时代感再加强一些。不管是任何民族只要是优秀的东西，就可以拿来借鉴学习，然后来强大自己民族的艺术。刘新华先生在日本学习期间，对于日本画的技法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尝试和试验，用不同的方法尝试不同的内容，努力的寻找日本画与中国画相互结合的方法。在多年的尝试过程中，慢慢的寻找到成熟的技法来表现中国工笔画传统审美思维下的花鸟题材。

　　花鸟画自宋元以来色彩表现力逐渐削弱，水墨登场让色彩特别是重彩的石色逐渐边缘化。因此传统的花鸟画发展到现代，直至21世纪的我们认为花鸟画色彩表现的再次复苏是迫在眉睫，也是这个时代大家的愿望。刘新华先生在日本学习期间，对于日本的重彩石色材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成千上万种颜色，不同的颗粒质感的材料应该用什么样的胶，用多少，都一点点反复实践。刘新华先生他的勤奋好学，让他任何事物都要亲自探寻个究竟。正是因为这样，他的重彩工笔画面清新不腻不脏，色彩干净而厚重，独具一格。

　　在创作《故土》系列时，刘新华先生多次回到故乡，蹲坐在田埂上看着一个个刚刚收割的棒子杆，反复写生、观察、后又带回许多回到画室，进行深入的观察创作。当我站在《故土》画前，那“根”与“土”的细节处理让人叹为观止。仿佛就在诉说着画家本身，那是“根”对“土”的感情---也是一个海外游子对故乡的眷恋。

　　在刘新华的创作中，这种对祖国的思念之情贯穿在许多作品中，如《故乡月》、《故乡的记忆》、《黎明》等作品。刘新华先生的作品善于表现意境与情感，可是这种具有高度思想感情的画作是需要娴熟的技法作为基础的。我们才能达到“眼”与“手”的高度统一。刘新华先生的勤奋踏实为他的艺术创作奠下了扎实的基本功。这正是宋徽宗所提倡的“状物精微”的写生理念。因此在刘新华的重彩工笔艺术中，我们处处能够找到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精神和理念。所以刘新华先生的重彩工笔艺术是革新了的中国画，是新时代在国际交融这个大背景下产生的具有全新面貌的重彩工笔画。

　　刘新华先生所创造的这种重彩工笔画样式，即将在中国工笔画历史上留下灿烂的一笔。每一次艺术的革新与推动都是有许多因素构成的，刘新华先生在重彩与工笔花鸟画的完美结合中也经历了许多别人没有的缘分。

　　在日本的留学经历让他与重彩工笔艺术有了不解之缘。刘新华先生留学期间曾受教于日本画名家、多摩美术大学教授松尾敏男先生；创画会创始人、日本画名家加山又造先生；京都艺术大学副校长上村淳之先生等。在日本留学期间，刘新华先生的画风开始了逐步的转变。一次在博士课堂上刘新华先生说：“初到日本之时，不接受日本的艺术，心中总是有许多的排斥情绪，不愿意接受改变。后来慢慢的发现日本画有它的进步之处，丰富的色彩表现力，各种肌理的制作，科学的用色，我便开始慢慢地学习。”能够留在日本学习，并且接触到这么多日本名家，这样的缘分对于刘新华先生的绘画艺术风格形成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刘新华先生非常欣赏日本大师---竹内栖凤先生。在对竹内栖凤的艺术进行研究时，他常常呆在京都艺术大学的图书馆去查阅竹内栖凤先生的学习和创作资料，还亲自拜访竹内栖凤先生的后人，从先生的孙子那里得到了许多关于竹内栖凤先生鲜为人知的故事资料。他还常去探访竹内栖凤先生的故居甚至墓地，可见刘先生对于竹内栖凤的尊重和敬仰。在对竹内栖凤先生的研究过程中，许多动人的故事深深打动着刘新华先生的内心，并且这位艺术大师对艺术虔诚的态度，画面中动人的情感，都深深地影响着刘新华先生。

　　在日本刘新华先生感受到了许多新鲜的艺术形式，但是他却是有保留的学习和接受，并不是像许多东渡日本的中国画家一样，全盘式地去接受日本艺术，最后丢到了本民族的绘画语言和精神本质。刘新华先生的重彩工笔绘画的造型可以说是深得中国传统精髓，他用极大的耐心和毅力用具像而写实的形式语言，通过宏观的把握和具体细节的精微体悟对所表现对象精益求精的勾描，充分展示了他眼中的物体。

　　线条是传统中国画的基石，是当代审美与西方文化转型的矛盾体，他既没有背弃线条在传统美学的应用，也不拘泥于线条的束缚，而在两者之间另辟蹊径。不但能让观者欣赏到线条的传统东方审美的艺术境界，更是将线条融入到了整体画面中。刘新华先生说：“中国优秀的线，我没有忘记它，甚至我还在发展它。比如说我们用重彩，重彩很强烈，颜色在强烈的同时就削弱了线的表现，于是我的画面中便留有许多白描，干脆不上色，这样就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融合。”可见刘新华先生在日本的二十多年的学习并没有让他改变对中国画线的运用。没有背离中国艺术的传统，没有忘记本民族的艺术价值。

　　刘新华先生早年在跟随姜毅然先生学习中国传统工笔画时，十分注重对线条的学习。姜先生在白描上也十分的严格，刘新华先生就这样打下了坚实的白描基本功。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努力，刘先生和谐的将中国传统中的线与具有极强覆盖力的重彩结合在了一起。这对于日本画来说是审美意识上的本质性区别。

　　刘新华先生的重彩工笔艺术受到了日本画家们的高度评价。1998年首次在日本出版的画集中，多摩美术大学教授、著名美术理论家米仓守先生写道：“看了刘新华先生的画，我感到在他那潇洒的画面上充满了无穷的魅力，也感到他作为画家的人品，他的画格调清新、高雅但不柔弱，画面均衡协调、疏密有度，是深奥知识和高度技法的完美结合。他的画在写实的基础上弥漫着其个人追求的理想性，实为上品画格……刘新华先生给予了花鸟画新的生命。”

　　刘新华先生的艺术如同“革命样板戏”——是符合时代审美的现代京剧。刘新华先生的重彩工笔艺术是符合当代审美需求的中国工笔画，是革新了中国画。他的画，唱的不是过去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是这个时代的中国画。他运用拟人化的手法，把飞禽、草木都赋予了主观的情感，他用色彩抒发了一个画家的浪漫主义情怀，他用丰富的技法把中国画的空间感表现的惟妙惟肖，让中国画突破了平面式的视觉效果，他同时将西画中的光感融入到了工笔画的画面中，让中国工笔画的表现空间更为广阔。在当今这个国际一体化的时代，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广阔的胸怀，去包容更多艺术门类和表现方式，更应该将中国画发展的更为开阔和多样，不能画地为牢，固步自封。嫁接出的树木，培育出的优良品种，结出的果实才能更大更甜。

李夏夏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工笔重彩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2013年7月5日

写于天津大学